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一般普通公职人员薪酬尚在三、四百之间，有次时任乡镇法庭庭长的二哥一下子掏出1万元“巨款”给娘。娘瞅着那一沓钱，心里却雪亮，质问二哥钱是哪来的，一定要说清楚。二哥揣着兴奋又藏着不安，吞吞吐吐地归结成了一句话：“给你，你就拿着吧，肯定不是抢来的偷来的。”娘转身坐到她的缝纫机旁，甩给二哥一句话：“你娘我不是用来路不明的钱的人。你要用了，也不是我儿子。”说完，娘就继续做她的衣服，不再理睬二哥。二哥欲言又止，因深知娘的脾气，不敢过多言语，收了钱，悻悻然走了。

　　第二天，吃了晚饭，娘把二哥叫到跟前：“说吧，昨天那钱怎么回事，你怎么处理的?”

　　“我昨天就把钱还给别人了。这钱是一个当事人家属给的，想要我帮忙少判几年。”二哥低着头，小声说道。

　　“哎，儿呀!”娘长叹一声道：“书面上的大道理我不懂多少，我只知道别人要用钱来求你办事肯定是有问题的。古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们不能做那犯法的事。还记得你爸那年的事吗?要不是我们家经得住查，我们早就没有脸面做人了。苦点累点都没有关系，我苦了一辈子，但也硬气了一辈子，做人坦荡清白，我们就活得心安舒坦。”

　　二哥默默地点了点头，在娘面前，他无言以对，只有服从与严格遵守。

　　但我们“伟大”的娘却也让我们家意外地经受了一次无妄之灾，也就是以上娘口中的“你爸那年的事”。说起来娘是没有一点错的，错就错在娘太能吃苦了，把我们的生活过得让有些人起了红眼病。老娘一直没有工作，却有一手好缝纫手艺。1986年，我们全家迁入县城后，娘自己在家里客厅支起了案板，继续做衣服。因手工好、价钱公道，来做衣服的顾客越来越多，我们家客厅的灯也熄得越来越晚，以致后来娘在凌晨一两点睡就成了常态。我们兄妹四人帮不了忙，只能用自觉学习、自觉做家务来为娘分担。那时候我爸是农业局的一名技术人员，天天下乡搞植保，娘没有怨言，还让我爸不要担心家里，好好搞工作，家里有她。于是，我爸就几乎年年是先进工作者，1990年还被提拔为农业局下属单位的负责人。娘辛苦换来的高收入和老爸的升迁都为后来发生的事埋下了伏笔。

　　农业局的人说起我爸都夸他有能力，但却都不怎么待见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情商有点问题。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大炮筒子”，也就是说别人不敢提的意见他都敢提，别人不好推脱的事他却敢拒绝。胸怀坦荡的同事不会计较，但心胸狭窄的却记在了心上，并在新局长上任之际逮住机会狠狠地参了我爸一本，说我爸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读了大学，女儿还在读初中，估计将来也是要上大学的。现在最大的儿子结婚没见借过一分钱，还添置了不少家电，哪里来这么多钱?实在太不正常了，肯定贪污了。原本新局长还将信将疑，但在我爸拒绝给他报销开支之后，他彻底信了。找了由头撤了我爸的职，还组织人手连夜查账。不仅我爸任职单位内部的账给全部清查，还进行了全面的外围调查。最后组织上给我爸下的结论是“老周是位清廉的好同志”。即使我爸后来作了平级调动，但终究意难平，愤懑和委屈在心中足足徘徊了两年之久。但当着我们的面，他是自豪的：“人呀，就要老实本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这样才经得起任何‘风浪’和考验。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的睡眠质量一直是不错的。呵呵。”

　　如今我老娘和老爸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傲气、坚韧和耿直一直在他们的灵魂里闪耀。作为父母，他们赢得了子女全部的敬仰与爱，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教会了子女怎么做人做事，教会了子女何为清白，何为心安，何为幸福。中华民族在浩瀚历史长河里虽经历了众多的苦难，但对于文明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从来就没有哪怕是一刻的停息，有时我想，千千万万家庭良好的家教家风应该是重要的源头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