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给我一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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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发给我一支枪
(口述：肖吉平 整理：熊开武)
在1990年9月由长城出版社出版的《湖南民兵》一书中的“大事年表”里，有这样一段记载：1960年4月18日，省军区司令员杨梅生带领湖南民兵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大会奖给每个代表一支国产半自动步枪。在该书的“民兵工作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名录”中还记载：1960年湖南省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220名代表名单里，有辰溪县刘运武(民兵营长)，肖吉平(民兵排长)。
肖吉平同志不幸于2006年农历4 月 28日病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先于2005年9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拜访了这位当年的民兵老英模|、曾任过县竹器厂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已退休在家的老同志。他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他还是坚持着病体，在阳光斑驳的白杨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当年的幸福往事。下面是他本人的口述：
又拿篾刀又拿枪
我于1938年4月出生在新邵县农村，象大多数缺田少地的宝庆人一样，我15岁就离开家乡跑到辰溪跟人学蔑匠，尝够了学徒的辛苦。1956年县里成立了竹器厂，我凭着一手还不错的手艺，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集体小厂的职工。由于年青人思想觉悟高，工作积极肯干，我于1958年6月就加入了共青团。在这一年，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热潮，县里成立了武装民兵团，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今辰阳镇)也组成了武装民兵排，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经过严格审批，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个光荣的武装民兵，并配发了一支三八式小马枪。由于竹器厂是自负盈亏的企业，所以我一直没能得到脱产。但是我太热爱民兵工作了，就不计较什么脱产不脱产的。我不仅每天积极参加军事训练，还出色完成了县城治安巡逻，高山防空防特等任务。回到厂里，又马上拿起篾刀，要把厂里分配的篾匠活儿干完才休息睡觉。在这段如火如荼废寝忘食的生活中，我在民兵组织里很快由班长提升到排长，又于1959年6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我的事迹被上级领导知道了，便在大会上表扬我，说我是又拿蔑刀又拿枪、劳武结合两优秀的好民兵。因此，在1959年8月，我被黔阳军分区荣记三等功。1960年4月，我参加了辰溪县民兵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又被选为出席湖南省民兵代表大会代表。
4月15日，我与同县另一位民兵代表刘运武、军分区金政委和黔阳专区各县共22人来到长沙，参加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在会上，我不仅见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书记周惠，省军区司令员杨梅生等党政军领导，更荣幸的是，大会从1598名代表中选出220名优秀代表赴北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又见领袖又发枪
4月23日，我们到达伟大首都北京，住进了当时有名的西门宾馆。4月25日，首届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26日，大会宣布：毛主席非常关心民兵工作，决定发给每个到会代表一支国产半自动步枪。下午，各省就把枪领来并层层发下。记得我领枪时，军分区金政委对我们黔阳代表语重心长地说：“这杆枪是毛主席发给你们的，这是新中国第一代国产步枪，还没有装备部队，就先发给你们民兵了，可见毛主席对民兵工作多么重视。大家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回去以后要把民兵工作搞得更好!”听到这些话，又摸着手中崭新的钢枪，我的心里真是异常激奋。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28日上午，大会又通知全体代表，下午3时整队到中南海怀仁堂，有重要接见。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眼睛一下都亮了——中南海，那不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吗?是不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都这样想，又都这样企盼着。
约下午2时30分钟，我们整队进入了中南海怀仁堂，环大厅列队站好后，我们翘首以待，盼望着领袖的接见。
大约是3时20分，随着热烈的掌声，我们终于看见了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身穿毛蓝色中山装，面带微笑，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我们走来，向全体代表挥手问好：“同志们好!代表们好!”在他身后有朱德委员长、贺龙、陈毅等元帅们，(听说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已出国访问去了)。毛主席环绕一圈后，又来到湖南代表团跟前，同前排的一个女民兵代表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坐在中央，同我们大家合影留念。
我当时站在第五排中间，清清楚楚看见毛主席每一个慈祥和蔼的神态。我感到心里真是幸福极了。
接见时间约40分钟，毛主席才缓步离开我们走出大厅。他那伟岸的身躯和慈祥的笑容，直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
接见完毕后，又传来通知，要我们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贺龙元帅为我们全体代表设的招待宴会。
在这一万多人的盛宴上，我们又和许多元帅将军见了面。听说毛主席也来了。但由于纪律严明，我们谁也不敢越席去再一次观看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坐在哪一席。只有听从司仪的指挥，频频举杯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首长们身体健康。当时那种热闹和欢乐的场景，使得我们都记不清吃过什么美酒佳肴了。
既爱老婆更爱枪
5月4日，我们湖南代表包乘一节火车回到长沙。大家各自抱着自己的枪擦的擦摆弄的摆弄，挨着它坐，枕着它躺，硬是把它当成了心肝宝贝。回到辰溪后，我和刘运武立即到县武装部报到，还领了40发子弹。第二天，我又向城关镇党委作了汇报，然后，就马上投入紧张的生产劳动和民兵工作中去了。
从此，这支枪就和我形影不离：上班剖蔑放在岗位上，晚上值勤背到哨位上，夜里睡觉摆在床里边，一天最少要擦一次。实弹射击后，更是要用枪油擦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沾，可以说是到了爱枪如命的地步。我妻子平日对我这样爱枪倒没说什么，就是不喜欢我在寒冬腊月里，把这条枪放在床上，她觉得冷气逼人睡不暖和，几次要我拿开，我不肯，每天还是照样摆在我的身边，她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爱枪比爱我还要多了，你今后干脆和枪去过日子算了。我笑着说，我既爱老婆更爱枪，既要和你过日子，更要和枪过日子，因为这是毛主席发的枪，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
的确，这支枪非常好，特别准，在百米之内真是百发百中。1965年10月，我县举办民兵比武大会，我们排表演打飞机(模型)，虽然几支枪同时射击，但我觉得我的子弹出膛后，飞机立刻就炸开了。我们的表演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交了老枪换新枪
“文革”爆发后，民兵组织自然瘫痪。群众运动变成派性斗争。到了1967年，武斗逐渐升级，县武装部于4月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武装民兵都把枪支弹药交到县武装部武器库。我因从1961年起就被县轻工业局任命为竹器厂厂长兼党部书记，这时也自然成了被揪斗对象，家里经常受到造反派的骚扰。因此我对这支枪的安全非常担忧，总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接到这个通知后，我就坚决执行，马上把全排的枪弹装备和我的这支枪一齐交到武装部。当时心里是非常留念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安。果然，我县在当年8月7日爆发了抢枪事件，造反派200多人砸开了武装部武器库，抢走了大半枪支弹药。听此消息后，我想，我的那条枪肯定也被他们抢走了。
一天，我被那帮人勒令去参加一个追悼会，为两个在派性武斗中被打死的人吊孝。在所谓的鸣枪致哀中，我忽然想起我的枪是不是也在这里?于是，我就朝那伙人张望，果不出我所料，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那条枪，正被一个造反派举着朝天乒乒乓乓乱放。那个人认得我，对我露出几分得意的样子说：“老肖，这条枪真好用，准得很呢，”我蔑视着他不吭声。他们在为死者送行的路上不断地放枪，自己的子弹打完了，又把别的口径的子弹胡乱塞进去打，我见状心痛得不得了，就上去朝那个人怒喊：“你把好东西都搞坏了!你们会用什么枪?!”那些人也不理会，仍然在噼噼啪啪地乱放。文革后，这支枪我在武器库找到了，但已面目全非完全报废，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大骂混蛋。
1980年，县里又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民兵组织逐渐恢复，武装部又通知我带着原来交枪的收条去领新枪。领回的新枪型号与老枪完全相同，却没有了那具有特殊意义的刻的“赠”字，但我仍象爱护老枪一样珍惜它、爱护它，并引以为荣。
大火熊熊只救枪
从1981年11月起，接上级指示，不分城市、农村的民兵武器全部实行集中保管。因我的枪来历特殊，县武装部仍同意我个人保管。
1985年4月23日，我所居住的新市街突起大火，我当时已调到离县城5公里远的塑料厂当厂长，听到消息后，我心急如焚，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飞奔回家。当回到家里一看，只剩下焦糊一片，哪里还有家?我想我的枪也完了……突然，有人告诉我，说我妻子在河边滩石上，要我快去。我跑到河边一看，发现妻子正蹲在那里哭望着，身边别的东西都没有，但就只有一件东西，就是我的那条枪!见此状，我心里的大石头顿时落地。
原来，我妻子在起火前到娘家去了，听说起火后，赶忙和她哥哥跑回家救火，但到现场后，我家已陷入火海之中。在这万般混乱之中，平时还有点大大咧咧的她，此时脑子却非常清醒。她知道，家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支我视之如命的枪。她二话不说，就拉着她哥哥一起钻进火海，踹烂房门从床里头抓起枪就跑出来，她哥还多抢了两床棉被，但过了没多久又被趁火打劫的人抱走了。她抱着枪跑出来后，就死死地把它搂在怀里，生怕被坏人抢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一切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国泰民安再交枪
经过这场火灾，又由于自己年龄偏大身体欠佳，已不适合再当民兵，另加上1986年县里又下了收缴武器的通知，我就于1987年3月第二次到县武装部交了枪。这一次交枪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第一，在人民内部已无敌我矛盾，二来民兵工作已转为预备役形式，第三是我们国家已逐渐繁荣富强，国防力量的壮大已使国泰民安，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可以说已实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环境。既然这样，我这个普通的人，还要拿着枪干什么?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办了交枪手续。
可惜，1996年6月，我家因住在河边，又遭受了一场特大洪水袭击，把我的交枪收条和奖状，五星奖章，还有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等等都冲走了，从此，我的枪缘才真正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